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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中华民国成立时为何一张相片都没拍?  

2011-07-21 12:38:59|  分类: 辛亥杂谈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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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民国成立时为何一张相片都没拍?

作者:金满楼

辛亥革命中,在英国公使朱尔典的调停下,南北双方开始停战议和。128日,唐绍仪任命为北方议和代表;次日,伍廷芳被推为南方议和代表。在这宝贵的和平时间里,独立各省代表也于1212日齐集南京,准备用同一个声音来应对袁世凯的议和邀请。但在这个节骨眼上,领袖的人选问题遇上了麻烦事。黄兴被选为大元帅的时候,被人讥为“汉阳败将”;而在黄兴自甘退让、改由黎元洪出任大元帅时,首义地武昌又处于朝不保夕的危险境地,这让新胜之余的江浙革命党人颇不以为然。在袁世凯大摇和平橄榄枝的诱惑下,独立各省代表干脆秘密议定由袁世凯来充当临时大总统,条件是他反戈一击,推翻清廷。既然如此,领袖一职已成鸡肋,不过是起个过渡的作用。

鸡肋虽是鸡肋,但代言人还是需要的。1221日,中外闻名的革命领袖孙中山抵达香港,4日后,孙中山在胡汉民等一干革命党的陪同下来到上海。孙中山的到来,令各省革命党为之头痛的领袖人选问题迎刃而解。不可否认,在革命党内部矛盾无法调和的情况下,此时也只有孙中山具备出任临时领袖的资格与威望。

孙中山原名孙文,1866年生于广东香山(今中山市)翠亨村,13岁时赴檀香山投靠长兄孙眉,后返回香港学医。毕业后,孙中山并未从事悬壶济世的医生职业而是投身医国济民的大事业。甲午战争爆发前,孙中山曾北上天津投书,可恨李鸿章并未接见,洋洋万言书泥牛入海,毫无下文。此后,孙中山走上了革命的道路,并于当年11月返回檀香山成立了革命团体“兴中会”。次年10月,孙中山与杨衢云等人发动了一次流产的广州起义,由此遭到了清廷的通缉和港督的驱除。在历经多年的磨难后,孙中山日渐成为全球瞩目的革命闻人。1905年,在友人宫崎寅藏的引见下,孙中山与“国内革命的旗帜性人物”黄兴相会于日本,两个革命巨头的初次会面“谈论极洽”,后来即联合在日的革命团体组织成了一个统一的革命大联盟“中国同盟会”,孙中山被推为总理并与黄兴一起领导了多次国内起义,由此成为清末革命的第一号领袖。

武昌起义爆发时,孙中山正在美国筹款,在得到革命消息后,他并没有立即回国而是先在欧美游说各国政府支持革命,特别是希望列强们能给予财政上的帮助。虽然这些外交工作没有取得任何的实质性结果,但孙中山回到上海后,还是受到了革命党人与群众的热烈欢迎。正当孙先生高举礼帽,向欢迎群众频频致意的时候,某不识相的记者挤上前去,劈头便问:“孙先生,你这次带了多少钱回来?”孙中山一愣,随后意气风发的大声道:“予不名一钱也,所带来回者,惟革命精神耳!”

1229,各省代表举行选举会,孙中山毫无悬念的当选为临时大总统。191211日,孙中山于南京宣誓就职,宣告中华民国成立。据革命党人戢翼翘的回忆,孙中山当晚的就职仪式极其仓促简单,他看见“中山先生和胡汉民走进来,两人都穿着大礼服,戴大礼帽,胡汉民手拿文告,站在中山先生的身边。中山先生宣誓就职后用广东话演讲,我根本就听不懂。仪式很快就结束后,灯很暗,也没照什么纪念的相片。我们很奇怪为什么这样草率,第二天才明白原来是赶在这天改元,用新历。”

袁世凯在听说孙中山已经当上临时大总统后,几乎要把鼻子气歪。他的计划,原本打算用南北和谈来压迫清廷与革命党同时交出大权,一方面皇帝成为虚君,另一方面则让革命党取消独立,重归统一;最不济,也应该由国民会议来决定国体问题。但老袁没有想到的是,如今革命党竟然先下手为强,抢先成立临时政府以制造既定事实。这下袁世凯急了,他一面下令武昌前线的北洋军发起攻击,一面让北洋将领们发出“反对共和、拥护君宪”的通电,意在对南方施压。在听说革命党想以总统之位换取他支持共和的建议后,袁世凯佯装大怒:“某为大清总理大臣,焉能赞成共和!欲使余欺侮孤儿寡妇,为万世所唾骂,余不为也!”

在袁世凯的武力恫吓下,南方革命党也为之方寸大乱。相比袁世凯,他们的困难更大,当时南京城内外的各路军队如浙军、沪军、光复军、铁血军等,这些人要吃饭、要发饷,这每天的花费都不是小数目。据时任总统府秘书长的胡汉民后来回忆,“有一次,安徽都督孙毓筠派专使来,说军饷奇缺,要求拨给二十万元。孙先生批示拨给二十万。但等我拿着批条到财政部时,库中仅存十洋。”就这十块钱,还是陈其美的沪军都督府援助给的(当时支援了南京临时政府2000元)。

为了解决财政困难,孙中山等人也想了很多办法,如发行军需公债、发动南洋侨民捐款、向外国银行借款等,但筹集的经费杯水车薪,到手即尽。在私下谈话中,孙中山也曾无奈地承认:“倘若数日之内无足够的资金以解燃眉之急,则军队恐将解散,而革命政府也将面临瓦解之命运”。没钱就不能办事,因此有人戏称孙大总统的命令非但出不了南京城,甚至连总统府都出不了,这样的日子,简直就是度日如年。

袁世凯这边也不是没有困难,北洋军前线打仗,同样是要用钱铺起来的。曹汝霖在回忆录中说,袁世凯“以军饷无出为辞”,隆裕太后“不能空言慰留,又无它法筹措,遂将慈禧太后历年积蓄之金条尽数交出,共有三十余箱,合银六百万两之谱”,但这六百万两很快就用完,在内帑告磬的情况下,隆裕太后只好请满族亲贵们毁家纾难,认捐爱国公债,但结果却是应者寥寥,个个哭穷。

前事不远,后事之师,明末崇祯皇帝要皇室大臣捐100万两银子去打农民军,这些亲贵们都说没钱,等李自成进京后向他们追银子,严刑拷打后竟然捐出来7千万两。据不完全调查,当时仅庆亲王、恭亲王、礼亲王、肃亲王及载洵、载涛、那桐等十余亲贵的外国存款即有3700万元之多,但“爱国有风险,投资须谨慎”,他们最多也只是敷衍认捐极少一部分装装样子而已。这还不算,掌权的庆亲王奕劻还想发“国难财”,据《光宣小记》中说,武昌起义后,原四川总督锡良曾自告奋勇率兵督陕,而向以卖官拢财的奕劻竟仍向其索贿八万两,锡良为之大怒:“生平不以一钱买官,况此时乎?”

选自新书《辛亥残梦:帝国崩溃的前夜》(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出版,当当网新书热卖榜前三!)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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